二、博大精深、才华横溢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
郭沫若是一位博大精深、才华横溢的史学大师。
郭沫若又是一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并且取得了辉煌成果的史学大师。
在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的巨河中，郭沫若是一位可以仰追马、班而贻泽后世的史学大师。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和他的历史巨著《史记》，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的历史思想也达到了那个时代的先进水平。郑樵评价《史记》的历史价值说：“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16]班固撰西汉皇朝史《汉书》，在历史见识上逊于《史记》，而其“十志”之博洽则胜于“八书”。《汉书》的体制，确定了历代封建王朝之“正史”的规模。刘知幾评论它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17]马、班之后，杜佑和郑樵也都是通与博的大史家，《通典》与《通志》的影响，也贯穿于其后许多个世纪。中国史学上的杰出史家，有“博闻强识，疏通知远”的优良传统，“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18]。这些话，马、班、杜、郑，足以当之。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家视野短浅、知识狭窄，仅以记事和描述为能事，这是对中国史学的极大的误解。近代史家梁启超在倡导创建“新史学”的过程中，也一度显示出了他的视野的广阔，但他并没有为中国史学留下开创性的历史著作。郭沫若无愧是中国史学上“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优良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这是他在中国史学上占有崇高地位的又一个重要原因。